金融改革与开放会增加市场的不稳定性，这个很好理解，这也是追求高效率所必需付出的代价。短期内中国发生银行危机或者货币危机的概率应该非常低。目前中国国际收支状况相对比较健康，汇率体制已经变得相对灵活，而且还有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短期内国际收支不会出现问题。银行的风险会稍大一些，最近我们已经开始看到银行不良贷款的比例开始上升。不过，银行现在还有政府兜底，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还比较健康，所以，银行的金融风险主要是一个流量问题，而不是存量问题。目前的这些问题，政府还可以兜底，如果银行坏账一直不断地增加发展下去，总有政府兜不住的一天。

上面的这些结论都具有十分清晰的政策含义。总体看来，下一步金融改革是利大于弊，因此，政府应该坚定地推进改革。过去三十几年的改革政策，已经建立起一个十分庞大的金融体系，但是，在资本定价和配置方面，市场机制还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中国政府对金融体系干预的程度在全世界还处于很高的水平。结合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既然金融改革有可能明显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那么，政府应该通过深化改革，特别是深化金融改革，而不是刺激投资来实现中高速增长。

与此同时，政府在制定与落实改革政策时，要高度重视短期的调整成本与长期的金融风险。比如利率市场化化后，银行贷款利率大幅上升，将给那些依靠大量银行信贷的企业造成严重的财务困难，甚至出现强制性的去产能，这样的调整有可能带来严重的经济、金融甚至政治后果。

我们预测，中国进一步的金融改革之后将出现大规模的资本净流入。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经历表明，资本净流入虽然会在短期内支持经济增长，甚至促成资产泡沫，但是，未来一旦资本流向发生逆转，就有可能酿成金融危机。所以，政府应该从一开始就考虑引入托宾税或者其它手段，以限制波动性很大的短期资本流动。另外，政府应该考虑尽快消除道德风险、允许产品违约和加强市场纪律，降低未来的金融风险。

在制定金融改革方案的时候，政府应该考虑不同领域改革措施之间的相互配合。

根据我们对各项金融自由化措施的分类分析，金融机构私有化和金融监管改善，在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还能降低危机发生风险；降低准入门槛和利率市场化，则会在增加风险的同时，放缓增长；信贷配置改革可能会降低风险，但不会对增长产生影响。另外，证券市场改革可以提高经济增速，同时也会增加风险；而资本项目开放则不影响风险，但会加速增长。

当然，这些金融改革措施并不能完全地割裂开来进行讨论，但政府可以适当地在推进过程上做一些搭配，减少冲击力度。

比较清楚的是，加强金融监管和推进金融机构产权改革对于支持增长和控制风险都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前者已经是当前改革的重点，可惜后者还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