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刘坤一。

谭嗣同。

晚年陈宝箴。

　　本报记者 文热心

　　中日甲午之战，以中国彻底失败、赔银割地而结束。 消息传到中国内地城市长沙，沮丧、失望、震惊，甚至是悲痛弥漫全城。

　　雪耻洗辱，当然是大多数人的想法，但如何“雪”、如何“洗”？一些人在抵抗，一些人在思考、在行动。谭嗣同等一批社会精英认清了“三千年之变局”的现实，改弦更张，另寻中国出路。

　　1、封闭保守吴大澂

　　无疑，封闭保守，湖南巡抚吴大澂是一个代表。统率湘军子弟北上抗日的请求得到慈禧太后批准后，吴大澂高调地写了一篇檄文。声称：“本大臣奉命统率湘军五十余营……必与日本兵决一胜负”，并自诩：“本大臣讲求枪炮，素有准头”，“湘军子弟，忠义奋发，合数万人为一心。日本以久顿之兵，师老而劳，岂能当此生力军乎？”他还放言：“两军交战之时，凡尔等日本兵官逃生无路，但见本大臣所设投诚免死牌，即交出枪刀，跪伏牌下，本大臣专派仁慈廉干人员收尔等入营，一日两餐，与中国人民一律看待，亦不派做苦工，事平之后，即遣轮船送尔归国。”

　　吴大澂是个传统文人、官僚，还是个不通时务者，更不会“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前者，是他并不明白，在北洋水师覆没后，京畿地区直接受到海上威胁，清廷只有乞和一条路了；后者，是他根本不懂时代的步伐已到了哪个节点，以为湘军有老本可吃，他也可以借此建立万世功业。牛庄失守后，他才明白战争的残酷性，也才明白了自己的斤两。在拔剑自杀被部下劝阻后，他发出了“余实不能军”的感慨。

　　吴大澂在战场上的表现当然不能让清廷满意，战后落了个“革职留任”的处分。回到长沙后，有湘人作对联讽刺他：“一去本无奇，多少头颅抛塞北；再来真不值，有何面目见江东。”

　　其实，封闭保守是当时的“湖南特色”。

　　2、湖南儿女多壮烈

　　战争虽然失败，湖南人仍在抵抗。刘坤一是一个典型。1895年4月，他得知清廷与日本和议将成，坚决反对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他说：“既经赔款，又须割地，且割完富未扰之地，无此办法。辽、台并失，南北皆危，并恐各国从此生心……如畏倭攻京城，不得已而出此下策，则关、津、畿辅均宿重兵，讵不可一战？”他还针对“倭奴远道来寇，主客之形，彼劳我逸”的形势，提出了“持久战”这个战略概念。5月5日，在光绪皇帝批准《马关条约》的第三天，刘坤一再上折说：“……此和议一成，惟任倭为所欲为，贻患无穷，何堪设想。”

　　刘坤一对清廷将台湾拱手相让，很不甘心。5月29日，他还致函台湾巡抚唐景崧，鼓励他设法保住台湾。并表示“愿振臂一呼，远为同声之应……但属力所能至，无不尽力勉为”。可惜，他的许多援台保台措施，由于清廷从中作梗，无法兑现。

　　另一个典型是从法国人手里收复台湾的湘军名将孙开华后人。此时，孙开华已逝，孙家第二代走上了保卫台湾的战场。孙开华长子孙道元，自幼随父居任所淡水，听到台湾被割让的消息后非常愤怒，说：“国家土地，岂可轻易以尺寸与人！”他毁家财，置军械，召乡勇训练义军，准备与日军决一死战。1895年，他在与侵略者浴血奋战中身负重伤，就是不肯撤离，直至战死疆场。其妻张秀英继承丈夫遗志，与日本侵略军血拼。她将一双儿女托人带给在苏州的姐姐张美容抚养，自己带领丈夫余兵，从台北战斗到台南，最后寡不敌众，饮弹自尽。

　　3、“江楚三折”求变法

　　刘坤一开始是个保守派，不像湘军主帅曾、左等热心洋务事业。首任两江总督时，对洋务态度是消极保守的，并发问“洋务有何把握”。他还认为，“时议造船铸炮，未始不是良图。然中国之所以自强，空不全在乎此。至于电线、铁路，变华为夷，鄙见迂疏，期期以为不可。煤矿之役，且试为之，倘办理失宜，即使于生财之道不无小补，而物情骚动，所损实多。”当然，后来他也有转变，逐渐热心洋务。

　　甲午战争失败后，刘坤一彻底清醒了，成为倡导近代化运动的新政领袖。从辽东前线回任两江总督后，他重视和提倡发展民族工商业，尤其使得两江的近代纺织业迅猛发展。到庚子之前，苏沪地区的棉纱锭数占了全国的63.3%。张謇、陆润痒等所办的企业，更是得到了他这个“父母官”的直接支持与资助。为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他在上海设立了商务总局，并在各地举办商学、商报、商会。

　　更叫人赞叹的是，他走上了“主动开放”之路，在坚持“均势外交”的原则下，奏请获准自开吴淞、天生二港。自此之后，全国各地援例开放了许多口岸。

　　思想上他也走向唯新。“戊戌政变”后，守旧派群起攻击西学，厉言要尽撤各地学堂会馆，朝中维新人士等都敢怒不敢言。刘坤一却挺身而出，上疏疾呼西学不能尽废，学堂不得停办，农工商等会馆名不在禁例更不能尽撤。在各省纷纷停办学堂的逆流之下，他却在江宁创设了金陵工艺大学堂。他特设立了练将学堂，聘请外国人做教习，教以枪炮、工程、辎重、测量等学。1901年，刘坤一和张之洞连上三疏，即著名的“江楚三折”，请求变法，提出兴学育才、整顿朝政、兼采西法等主张。这开启了清廷晚清改革的先声。

　　遗憾的是，在改革开始不久的1902年，刘坤一去世。

　　4、谭嗣同“亡后之图”

　　湘军悲壮谢幕的第三年，湖南出现了南学会，后人给它定性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团体”。这个组织的主角就是谭嗣同。谭嗣同也是湘军之后，其父谭继洵在甘肃任职多年，是西北湘军集团上层成员。

　　南学会成立的动机很悲壮—应对亡国。果如刘坤一所言，《马关条约》的签订，“贻患无穷”。1898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其他西方列强纷起效尤，强占租借地。中国面临被瓜分、亡国的危机。

　　如果说，谭嗣同在1895年发出“甲午的战败，实是我们湖南人害国家的”，是一种反思的话，那么面对“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亡国危局，则是“做亡后之图，思保湖南之独立”，使中国南部地域“可以不亡”。谭嗣同等精英的具体办法是成立一个学会，宣传救亡，发展地方自治，并设想以湘、粤为中心，实行变法，而后再图救中国。他们的想法得到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支持。康认为，即使中国被“割尽”，也可留下湖南一片净土，“以为黄种之苗”。梁也赞成湘、粤联合，认为“湖南之士可用，广东之商可用”。如是，南学会含义应是“南方救亡之会”。